日历看时光流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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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许你并不知道,在中国的农耕文明时代,日历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工具,制定日历是一件国家大事,由皇帝颁布,所以被称为“皇历”。后来,日历经历了可以撕的日历,到挂历,到台历,到如今的文创日历,日历的颜值和功能发生了悄然变化,也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案头一景。

  再过一个星期,2022年就要过去,2023年即将到来。而最先以旧换新、最先感知新年到来的,是日历。日历,厚厚的,载着一年的时光;日历,薄薄的,充满着人们的期许。

  曾经,在泉州,离新年就剩那么几天了,人们会再买上一本洪潮和的《通书》,穿上绳子,在墙上钉一颗钉子,将日历挂在墙上。从此,过一天日历便被撕去一页,一年的时光就在日历由厚变薄直至露底中悄然过去;又或者,买一张薄薄的粉红色的《春牛图》,上面年月日、宜忌事项全都有,一目了然,日子便在勾勾画画中流转、逝去。这是泉州人的过年仪式感,朴素又深情。

  也许你并不知道,在中国的农耕文明时代,日历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工具,制定日历是一件国家大事,由皇帝颁布,所以被称为“皇历”。后来,日历经历了可以撕的日历,到挂历,到台历,到如今的文创日历,日历的颜值和功能发生了悄然变化,也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案头一景。

  唐僖宗中和二年(882年)印本历书残本。这不仅是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刻印历书之一,也是极为珍贵的早期雕版印刷本。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

  古代四大美女(1980年中国外轮代理公司出品),泉州收藏爱好者朱彩云收藏的年历卡。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流行的一种浓缩型日历,便于随身携带,文化内涵丰富。

  宋元时期的泉州,印刷业被誉为“闽中刻书,盛行天下”。当时有许多有名的印书坊,像仪顾堂、士礼居等,甚至还出现了以雕版为业的村庄,如田庵、淮口、后坂。田庵洪氏宗祠最开始在田安路东涂社区田庵村,后迁至丰田街泰和酒店后面。在《泉州的木版镌刻与书坊》一书中有关于田庵刻书的记载:“田庵这村落,为洪姓聚族而居。据其故老所述,他们的祖先自宋代即从安徽(徽州婺源,现婺源属江西)省迁泉,他们全族从事于刻版技术,认为与朱熹来泉讲学有关。我们访问过田庵几位老艺人,据说他们的一世祖洪荣山,从朱熹学习金石镌刻,初以镌刻私章,逐渐发展到雕版印刷。随着(泉州)文化事业的发达,操这技艺(谋生)的日渐普遍。到了元朝,该村前此一部分从事经商的也全部弃商就艺,后更传到邻乡的淮口、后坂两村……”

  当时,不管是官署、坊间还是私人,都会印刷各种书籍。除“四书”“五经”等书,历书是其中产量最大的。真正的日历从何时出现还未有明确说法。据史料记载,大约在1100年前唐顺宗永贞元年,皇宫中已经使用日历。一年有12册,按每月天数来确定每册的页数,并将月份和日期写在每一页上,由服侍皇帝的太监暂时保管。待太监每日记下皇帝言行,月终交皇帝过目批准后,送史官存档。史官再将日历的内容与朝廷、国家大事结合起来,提炼润色后成为《国史》。到宋朝时,官方开始发行历书,以帮助非皇室成员进行生产生活,但价格过高,寻常百姓只能“违法”私印。这种情况直到清乾隆年间才有所改善,国家不再对历书进行垄断,商家贩售合法化。

  据记载,清代泉州道口街就有好几家书坊售卖各种书籍,像辅仁堂、聚德堂、崇经堂、郁文堂、绮文居等,道口街大致在现在打锡街与南俊路交界处。民国时期泉州出现了石印,是一种利用油水不相容的原理在石灰石板上印刷的技术,相比木刻,可省去繁琐费时的雕版程序,又可降低成本,所以当时这些有名的木版书坊业务骤减并大部分关停。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,洪潮和长房、三房年刻《通书》《历图》并不受影响,几乎是书坊唯一的业务类型,足见其畅销程度。洪潮和《通书》是洪潮和传授其后代历法,由其裔下的长房和三房的“继成堂”,各自编著。洪潮和清代乾隆初年任钦天监,出仕后迁居泉州府,以历学闻名遐迩。归隐后,将其历法术算传授给长子彬海。彬海认为立法对当地民间习俗和农事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,以此向朝廷请旨,经恩准由官商合办日历馆,命名为洪氏“继成堂”。

  泉州大街上卖《春牛图》的老奶奶。据说历法有神秘的力量,泉州人把它折好,八卦对外,放在随身物品里或者展开贴在家里或新婚卧房,用以辟邪。

  通书,又称历书,一年一本,年年不同,是自古以来囊括中国人由生到死等一系列活动的年度指导用书。“但在泉州,每年立春一到,一种印制在粉红色纸张上的历图便会登堂入室,被泉州人郑而重之地请进家门。”泉州人杨丽在她写的一篇关于“乡愁”的文章里说,除了《通书》,泉州人更喜欢贴一张薄薄的《春牛图》。与普通历书不同,《春牛图》虽然只有一张纸,但信息量巨大,是一年中天气、降雨量、干支、五行、农作收成等资料的图鉴。

  在一张2023年洪潮和《春牛图》上,记者看到,整张纸呈“上图片,下通书”的形式。上面有一年详细的日历,并将每日的天干地支、日神等罗列其上,其间还特别列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“每日宜忌”。泉州市鲤城文史学会监事许月才告诉记者,早前的《春牛图》以木版画的形式流传,图片中有一些暗示性的玄机,普通人无法全部获取,洪潮和遂对《春牛图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,后来就基本按照这种形式流传,更接地气,更易懂。

  据记载,《春牛图》由宋代“鞭春牛”仪式演变而来。早在宋时,福建就已有成熟的春牛祭祀仪式,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。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《乡土闽台》展厅里,就有描述泉州清末年间“鞭春牛”的过程:在迎春牛以前,牛及太岁,大清早就被抬往迎春吊桥头,静候文武百官到齐,按品级穿戴。到齐后,才由春官(以府衙役充当)收执红绿鞭向牛背抽打。之后,春官们便抬牛返登迎春门楼,大摆宴席。宴毕,整队从迎春门沿涂门街西进,非常热闹。

  在洪潮和的这张《春牛图》中,左上角春牛和牧童的样子,图片不一样,代表的含义也不一样。牧童,也就是“芒神”,要是没穿草鞋,裤管又挽得很高,代表该年多雨水;要是双足穿草鞋,表示这年干旱;如果戴上草帽,表示年头到年尾天气阴凉;不戴帽则意味着气候炎热难耐;一只脚光着,一只脚穿草鞋,则代表该年是雨量适中的好年景,农民们要辛勤耕作,勿误农时。在泉州,越有年份的《春牛图》被视为越吉祥。许月才手机上就收藏有一份1952年的《春牛图》。

  关于《春牛图》的回忆,许月才说:“上个世纪民国至六十年代,印象中有一个经常走街串巷兜售《春牛图》的人,体格壮实,经常会戴着自制口罩,每日从后城出发,从泉州城各个旧城门步行往各个近郊农村售卖。在很多老泉州人眼里,他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。”

  《故宫日历》问世于1933年,从1933年至1937年,共出了5册。封面和日期所用文字,除个别采用时任院长易培基的楷书手迹和篆书、仿宋印刷体外,均集自院藏古代楷书和隶书碑拓。藏品图片每日一张,历代书画、器物交杂穿插。《故宫日历》成为当时文人雅士相送的头号礼物,俞平伯就曾将《故宫日历》赠送给老师周作人,梁实秋也在写给张佛年的信中,提过获赠《故宫日历》一事。

  “如果说买洪潮和日历,是泉州老年人的专属,那么,现在爱买日历的年轻人,他们更喜欢买创意日历,如年年都畅销的《故宫日历》,因为他们买的是日历背后的文化。”安海文化创意发展协会秘书长杨怡鑫说,从专注黄道吉日的“老皇历”到各种有着风景画、艺术画的日历;从风靡全国的港星照片的挂历到如今各种文化主题的台历,日历也从计时工具成为认真生活的一个缩影。它的改变也是时代的改变。

  “泉州人的日历生活还是非常有地域特色的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很多家庭会买那种大约6×9厘米的小型日历,找个角落一枚铁钉钉上去,一日一撕;去香港的泉州人很多,他们返乡会带回一种金属挂历板,也是一日一张,上面印的多数是参茸行广告,附有美女图。最时髦的纸质长形月挂历来自香港‘华丰国货有限公司’,选用的是齐白石、黄永玉、李可染、吴作人等知名国画家的经典作品。稍后就出现了宣传性的纸质附带日历表,上面会有很多主题性的口号。”

  泉州鲤城文史协会监事许月才告诉记者,不管是皇历、台历、挂历、年历卡还是月份牌,不同时期日历的载体不同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年一年的变化,更是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、审美情趣的变化。

  “《故宫日历》依赖的是它本身的文化大IP属性,泉州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,与非遗有关的文创产品这几年越来越多,我就看到过一些和非遗点有关的手绘台历,同样很受年轻人的欢迎。”在杨怡鑫看来,这几年泉州的文创层次在提升。

  “每一年泉州都会举办各种文创大赛。这些作品不管是设计形式、新颖度还是运用泉州元素上,都有非常大的进步。作为文创产品,除了文化属性的深度挖掘,我认为更需要从实用性上做文章,日历、书签……只有好用,买的人才多,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化属性的普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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